简介：摘要：企业最基本的产品法律义务是生产或销售合格的产品，产品责任是保障这一基本法律义务得以实现的制度设计。随着企业在社会活动中地位的扩张，产品责任除了传统理论认定的民事责任性质外，还应具有“社会责任”的属性，因为企业承担的产品法律义务更多的是对消费者群体的义务，往往不是仅仅针对个别消费者。通过对企业“私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产品责任的进行了“社会性”理论基础探讨与实证研究，为我国产品责任提出了法律制度层面的一些完善建议。

简介：最原始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大陆国家，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擅断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司法擅断时，我们会发现这是西欧大陆封建制的必然产物，毫无制约的权力与武力镇压是其特色，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制约封建制下的各个封建领主绝对司法权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监督。而中国古代的帝制确保了对下级官吏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员的监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问题是对皇权的监督，而比附援引正是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措施。

简介：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入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从现有的体系中发展出合适的控制标准，包括强化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

简介：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由“形式／实质非理性”和“形式／实质合理性”构成的有关法律思维类型的概念体系，同康德哲学有着紧密牵连。这种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是四维的“合理性”概念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始终存在着蜕变成简洁但更为尖锐的、呈现为“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这一形态的二元论的可能。对相关韦伯文本的审视映证了这一可能。韦伯有关现代法律中的核心张力的论断，因而体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由于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核心议题”乃至“最高价值”，且认定“形式合理性”法律与之存在“选择性亲缘关系”，所以他个人倾向于“形式合理性”一侧，并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张主要归园于工人运动。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同“形式合理性”法律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整个“法律社会学”文本都体现出韦伯将概念和观念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倾向，而这些概念和观念本身又受到韦伯自身价值取向的引导。因此，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背离。

简介：宪法社会学是关于宪法的社会学研究，是宪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旨在发现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真实规则。在欧洲和北美，宪法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学术传统。其中，德国的宪法社会学侧重于从政治与历史的角度切入，偏好史论结合，思辨色彩浓厚。法国的宪法社会学具有客观的、旁观者的叙事风格。英国的宪法社会学打上了判例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痕迹，致力于素描一部活生生的宪法，仿佛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美国虽然承袭了英国的判例法制度，但美国的宪法社会学透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宪法背后的经济关系、利益格局得到了凸显。梳理欧关宪法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比较欧关各国宪法社会学的不同旨趣，有助于为当代中国宪法社会学的稳步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启示。

简介：“媒体公诉”和“自媒体辩护”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与媒体关系的两大突出问题，是刑事诉讼的“中国式问题”。本文解析了“媒体公诉”在我国刑事司法的具体现象和存在原因，解析了“自媒体辩护”的成因及利弊，以案例实证分析了“媒体公诉”与“自媒体辩护”的博弈，并探讨了有关“媒体公诉”和“自媒体辩护”的对策。得出初步结论：“媒体公诉”和“自媒体辩护”治本之道在于公安司法机关应在刑事司法程序内行使法定职权，保障嫌疑人（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律师则相应地在法律程序之内行使辩护权。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某些刑事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迅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从而形成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印象。然而，无论是通过社会舆论表现出来的“民情”还是“民愤”，都是法官在量刑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民意。文章通过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法理和司法实践的角度阐明了民意作为量刑依据的正当性，提出这种民意应当是普通民众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前提下根据朴素的正义观念、善恶标准和道德情感对被告人应当如何接受刑事惩罚所形成的意见。文章提出，合理的民意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特征：为“公益”而非“私益”；为“公意”而非“众意”；为“常情”而非“矫情”。

简介：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简介：近些年来,随着法文化研究从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向,特别是受到美国新清史研究的影响,司法档案和文书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1]这些来自基层社会的司法档案和文书史料,不仅展现了"拥有发达的民事体系的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活生生的法律与社会的交集",而且"开创了中国传统法律研究的法律一社会史的路向"。[2]然而,在上述的研究进路中,学者们往往把研究焦点定位于地理位置毗邻中心的区域,相比较而言,对于边疆和边缘区域的关注却不是很多。

简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各项事务中辅助警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设辅警队伍体现创新社会治理的深刻内涵。建设辅警队伍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但当前辅警队伍存在法律地位缺失、公权私用乱象频发、统一的招录制度缺失、教育管理制度缺失、待遇晋升制度匮乏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明确法律地位、确定法律职责、法制化准入机制、教育管理、待遇发展，实现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的辅警法制化制度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简介：我国标准化的历史早在秦朝就有统一规范的文字和度量衡,秦砖汉瓦就是标准化的产物.标准化已成为服务经济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生活七要素衣、食、住、行、乐、购、游样样离不开标准,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陕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陕西省标准化条例(草案)》,提出标准化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必须强化标准意识,加强监督管理,坚决执行国际标准和国家强制标准,制定企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必须严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以提升陕西品牌的质量和影响.审议时委员们强调,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大力推进标准化发展战略的实施.

简介：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2014年会长办公会议于3月2日在福州大学法学院召开，研究会会长汤黎虹教授及各位副会长、秘书长等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中国法学会、中共福建省委有关会议精神，

简介：备受关注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付诸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发布了多批指导性案例。但是，这些指导性案例却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缺陷，主要包括效力规定不明确、案例类型偏少、法律适用创新性不足和论证说理不够充分等等。指导性案例要进行改进和提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包括明确效力定位、提供适用的规范流程、增强援引方式和出台奖惩措施，后者主要包括增加论证说理、引入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援引多种法律渊源和增加案例类型（尤其是程序法案例）等等。只有针对缺陷进行弥补和改进，指导性案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效果。

简介：随着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与颁行，“社会主义”规范得以在我国入宪。一方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现实国情与苏联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结果，使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五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文本及其入宪过程所体现的制宪者欲将其实施、发挥其宪法效力的初衷来看，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简介：由于知识产权调整对象的无体性，赔偿是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合理地确定赔偿的原则和计算方式对于赔偿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现行填平性赔偿无法充分补偿权利人和威慑侵权人。惩罚性赔偿的引入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惩罚性赔偿与填平性赔偿的目的和功能不同。填平性赔偿的主要目的是补偿权利人的损失，剥夺侵权人的非法获利；惩罚性赔偿则旨在惩戒、威慑侵权人并预防侵权行为。在引入惩罚性赔偿后，立法应对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填平性赔偿具有惩罚性色彩的计算方式予以删除或者修订。

简介：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于规则的司法审查应建立起先正确性效力后权威性效力的审查方式。

简介：随着涉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及农村利益分化程度的扩大,农村社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矛盾冲突也日益增多,在和谐成为发展主题、稳定重于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头等大事。为了确保管辖区内社会秩序稳定、应对上级考核压力以及响应中央化解矛盾的号召,乡村治理者想方设法维护稳定,这样就出现了各种滥用权力、财力以及人力的现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的纠纷处理以及稳定问题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本书作者张丽琴研究方向为农村法制建设以及乡村治理,近年集中关注基础纠纷处理机制的运作和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本书从宏观视角分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表现,乡村维稳的责任、对象和方式,最终主要以两个镇(小林镇和灯笼镇)的个案研究,来探讨村级纠纷调解机制的实际运作经过和乡级纠纷调解运作原理以及维稳逻辑。但是这种个案的研究存在某些固有的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其最明显的不足表现为典型性和全面性问题。

简介：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它植根于社会运动的理论谱系，聚焦于法律过程的相关主题，彰显了法律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交融。从古典的情感崩溃理论到时兴的法律动员框架，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呈现出“典范迁移”的时代性征。深入研究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简介：在最高法院统一的审执分立改革理念下。人民法庭的执行权大多被上收到基层法院的执行机构，人民法庭日益成为基层法院机关外的又一个审判庭。忽视人民法庭大多设置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其所面向的广大农村社区仍然处于乡土熟人社会的现实，与人民法庭制度设计的初衷和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存在偏差，也与社会及法律活动的分工和专门化发生冲突。从审判与执行的差异性原理中，虽然可以导出执行程序的独立性和专业化要求，但在人民法庭“弱司法化”的特定语境中，可以有程度不同的多种落实样式。人民法庭呼唤一种外部审执合一、内部审执分立的协调模式，以实现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相互监督、制约和相互支持、配合，提升人民法院整体工作的公信力和群众认同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

简介：检察建议具有法律地位的从属性、功能定位的服务性、法律效力的不确定性三大特征。检察建议的动态功能是促进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静态功能是牵引行政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其功能定位也排斥强制力。检察建议立法的前瞻性、功能的有限性、适用的限制性及其落脚点在于自身的可行性而非强制性，要求检察建议的适用回归谦抑性。若赋予强制力使之成为“硬法”，检察建议将违反内在属性，恐怕难以实现其作为“建议”这一特殊监督方式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