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外来务工人员逐渐形成为城市建设中愈发壮大、不可或缺的一大社会群体。但伴之而来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不利因素。该类型犯罪有着犯罪主体学历低、年龄偏小等特征，同时在案情上存在作案手段残忍、诱因简单等共同性。外来务工人员严重暴力犯罪问题凸显，是由外来务工人员自身、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制度、管理层面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减少和遏制外来务工人员暴力犯罪，我们应拓宽思路、创新方法、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加强政府管理工作的同时注重对外来工的培训、引导，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犯罪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法制宣教工作，最根本的是给予该人群基本的经济生活保障和应有的人文关怀。

简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能获取大量有关立法、政策和经济走势的信息和数据。由于这些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可能在未公开前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用于实施内幕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范围及是否具有内幕交易可操作性。在回答这些问题后,本文对现行法律制度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该类信息交易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简介：领导垂范　全员调研──我们是如何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工作的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检察院近年来，我们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精神，把调研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积极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领导率先垂范...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化要求与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认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确立的是＂真＂之条件;后者表达的是＂真＂之信念。前者实质是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后者则以社会建构论为真理观。＂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真实的情结。＂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有助于回归证明标准的本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有效适用需要＂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性保障。

简介：医务人员出售或者非法提供患者医疗信息给他人，如果不存在正当化理由，会因违反守密义务而被处以刑罚。正当化理由包括患者的医疗信息丧失要保护性以及医务人员为了保护更为优越的利益。遗传信息具有特殊性质，针对这类案件需要结合个案予以慎重考量。今后有必要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同时考虑制定关于保护和利用医疗信息的特别法，其中针对遗传信息需要给予更为特别的保护。

简介：实行行为是实施刑法分则类型性规定的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除部分具有教唆性质的行为因刑法分则例外规定而具有实行行为性之外，对于大多数教唆行为而言，形式上不具有构成要件定型性，实质上不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其必须依附正犯的实行行为才能实现对法益的实际侵害，因而其本质上属于加担实行行为的共犯行为。将教唆行为定位为实行行为的见解不仅有违实定法的规定，而且有消解实行行为与非实行行为概念区分之虞，显然有悖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

简介：<正>《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

简介：模糊性和因模糊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法律模糊性内在表现为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的边缘不清,甚至法律内部诸如民法与刑法,行政法与刑法也并非泾渭分明。其外在表现为法律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存在诸多＂半影地带＂,司法判决理由模糊。模糊性给司法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量刑失衡的问题。我国受＂重定罪轻量刑＂的刑法思想影响,加之司法不独立,其人事、财政均受制于行政机关,且司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因而量刑不均衡表现尤甚。为了更好地描述量刑中的模糊现象,根据量刑中存在的模糊性问题,提出基于模糊评价方法来解决量刑失衡问题,以强奸罪为实例,通过对案例进行考察和研究,从中提取强奸案共同的量刑情节和权重值,建立了基于模糊批评方法的量刑系统,实证研究发现,该模糊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减小量刑失衡问题。

简介：理性人标准是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用以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合理，从而确定辩护事由是否成立的标准。其适用方法是：将理性人置于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境下，如果理性人也会产生行为人那样的心理状态，辩护理由就成立；反之，则不成立。理性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法律上拟制的人。拟制的理性人应当以普通人为基础兼吸收行为人的部分个人特征。确定应当吸收行为人哪些个人特征应以“漠视法益理论”为指导，即考察该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到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避免。理性人标准与我国刑法中判断预见能力有无的类型人标准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理性人的拟制方法对类型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刑事错案的本质属性是：每一起刑事错案，都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不当侵害。根据这一本质属性，刑事诉讼活动中因为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原因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所有情形都属于刑事错案。研究“刑事错案认定标准”是为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建立防错特别是纠错的机制。

简介：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j巳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简介：对浙江省出狱同期群的比较研究发现，再犯是亲犯罪积累，社会化功能紊乱，资本落差的结果。刑释人员再犯风险因素的获取应当以犯罪人生命历程为线索，分析其生活史中重要的人物、事件和关系对其犯罪生涯的影响。据此，研究者选取了51项相关因素，并量化后按同一标准确定为再犯预测因子，经过标准化数据转换之后，制订出了用于评估刑释人员再犯可能性的结构化量表：RRAI。

简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具有规范侧面与诉讼侧面,不但涉及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更关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合理地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应当兼顾证明结果的真实性与证明过程的正当性。为此,应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限定为重大案件,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限定为有重大争议的关键性证据事项,并设定必要的例外。

简介：

简介：“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有关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的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重大发畏，有效地促进了控辩平等。根据直接言词原则，侦查办案人员无论以何种证人身份（目击证人、程序证人或辨认鉴真证人）出庭，都应该以“问一答”方式作证，由控方直接询问提供证言，并通过辩护人交叉询问和被告人对质的方式接受辩方质证．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侦查办案人员出庭作证应当超越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使警察和办案人员出庭作证成为常态。

简介：本文研究了“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的观点，认为有人的主观因素是人的认识，并不是证据。本文也研究了“证明标准的趋势应是理性和主观的融合”，其适用必然“烙上主观性、内在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的观点，认为“融合”也好，“特点”也好，都是自由心证的弱点和弊端，无需追求。本文着重论述了创立实质证据观的过程，指出实质证据观最先孕育于苏联，但最终诞生于中国。《证据法学新论》一书确立了实质证据观及其基本内容，划分了证据资料和证据效力，确立了证据排伪法则，这标志着实质证据观在我国正式诞生。《新证据学论纲》建立了物证、书证、人证的基本理论，建立了证据资料、证据效力和证明的基本理论，确立了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事求是七项原则，找到了实质真实标准。这一切是对实质证据观的充实、发展和完善。实质证据观是证据学的根基；实质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根基。这些根基是我国证据法学的基石。

简介：当前量刑改革存在＂中间线论＂与＂基准刑论＂两种方案：前者认为法定刑中间线是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量刑公正的生命线;后者主张从重与从轻处罚的分界线是偏离中间线另行确定的基准刑,基准刑是量刑公正的根本保证。法定刑中间线是量刑公正的支点,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计算罪责程度的科学方法,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是开启量刑公正的钥匙。＂基准刑＂不但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且是量刑偏差的源泉。＂中间线＂具有恒定性、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公平性,且操作简便,能够适用于我国一切地区、一切时期、一切罪行和一切犯罪人的量刑,不失为成本最低的量刑改革方案。

简介：让具有相同犯罪情节的犯罪嫌疑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够无差别地适用强制措施，这是最起码的司法公正。取保候审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之一，如何保障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能平等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江阴检察院结合本地实际，对符合取保候审的外来涉罪人员通过建立基地的方式创建了取保候审新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简介：<正>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

简介：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销赃犯罪在刑法上属于一种轻罪,最高刑期只有三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罪,往往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笔者最近对本区十年间这类犯罪的处罚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个"数额较大"的参照标准,使司法机关在罪与非罪、量刑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困难,以致出现时轻时重、轻重倒置的判决,甚至导致对这类犯罪的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