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系统地研究中国法律史最早是从清朝末期开始，晚晴时期著名律学家薛允升和法学家沈家本曾先后撰写过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著作。在清末时期，京师大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等院校先后开设了“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等法律史的课程，供学习者学习。在19世纪20～40年代，中国法律史已经初步形成了学科雏形，其学科形成的标志是出版了一批中国法律史通史以及其他专著，并且出现了大量专家学者。19世纪50年代后，我国法律史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简介：法治是一种合作性秩序，但同时也是一种对抗性秩序，这种秩序存在着秩序盲区、高成本和励讼等问题。引入礼来优化法治可以填补法治的秩序盲区、预防和过滤诉讼并适应中国国情需要。社会秩序存在第一性秩序和第二性秩序之分。第一性秩序是没有对抗和强制的社会秩序，如礼俗或宗教信仰所维持的秩序；第二性秩序是第一性秩序遭到破坏后依靠强力来维持的秩序，法治属于这种秩序的典型形态。第二性秩序需要通过第一性秩序才能完美地发挥秩序作用。礼让性秩序是一种无需强力维持的第一性秩序，是通过教化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情绪和习性来实现的秩序，它可以和法治相容并存，并弥补对抗性秩序的不足。把握传统礼乐文明的精神，建立适应现代文明的新礼俗，不仅可以接通中国传统文明的断脉，而且还可以使中国法治得到优化，彰显法治的中国特色。

简介：德国司法系统在'积极违反契约'理论提出前已形成针对拒绝履行的固定裁判规则,并开始区分期前、期后拒绝履行。'积极违反契约'的理论贡献在于论证对期前拒绝履行采取法律措施的正当性,并指明个别类推履行迟延规则的法律续造方法。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该理论为基础,逐步厘清拒绝履行属违约行为,并确定期前、期后拒绝履行二分模式。在现行《德国民法典》加入'预期违约'概念后,拒绝履行逐渐消解在现有的给付障碍原因中。中国法应坚持期前、期后拒绝履行的二分模式,将期前拒绝履行纳入预期违约,将期后拒绝履行归于迟延履行但无须设定宽限期之特殊情形。

简介：法律文化的进步和制定有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法律文化的生命力，就必须推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简介：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法治评估生成的重要土壤.在一国同一政治框架范围内,法治更多地表现为同质化特征.因此,一国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尤其是地方法治评估并无太多意义.只有在不同政治框架下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法治评估才更能凸显其价值.法治评估更多是晚近时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法治评价活动.由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中国的法治评估缺乏内在生成性,更多具有外部“嵌入式”特点和中国特色,面临着评估机构、评估对象、社会转型期法治评估等一系列困惑.在现有发展阶段,中国不宜过多关注法治评估.应当全面深化改革,从而为法治评估创造适宜的生成土壤.

简介：由中国法学会组织撰写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7）》日前正式发布，报告包括依法行政、司法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12个部分。这是我国连续第10年发布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年度报告。报告全文共约4．3万字，系统、全面地反映了2017年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成就。

简介：因同一生活事实引发不同责任规范可得同时适用的责任竞合问题,始终是法律适用上的难题.从责任原因和受保护客体角度,对责任竞合可作不同界定,并会引致不同的实体和程序效果.我国现行法上的民事责任竞合规范,应从体系价值的实现角度加以解释对合同预定范围内的风险分配事项,应贯彻合同责任规范,同时执行具有特殊规范目的之法律规则;对非属合同风险分配的事宜,则应采纳统一的法定救济标准,不因责任领域的不同归属而作差别对待.除此之外,责任基础区分的其他实体和程序效果仍可维持,允许请求权人自由选择.

简介：摘要法学是与社会形态、政治环境、人文因素等紧密联系的学科，法学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因素产生的种种联系我们称之为法学发展规律。了解法学发展的规律，在很大程度就能够理清发展的本质。鉴此，本文即从基础性与法教义学、学术争鸣、现象本质等几个视角入手，简单分析了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

简介：五、关于人权的法治保障（一）生命健康权保障——健康保障与疾病防治。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则》，围绕“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从健康水平、疾病防控、妇幼健康、医疗服务、计划生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保障等7个方面提出了25项主要发展指标。

简介：摘要本文围绕《中国法治史》一书，笔者主要从立法概况和行政法律这两个方面来浅谈自己的收获，以期为其他读者共勉。

简介：外国法查明是国际私法一项基本制度之一,是审理案件的必要程序,是正确适用外国法律的基础和前提,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对外国法查明的性质,外国法查明的主体,外国法查明的适用以及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等问题的解决还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方法,积极地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更好的发展。

简介：建设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评标准，把法治建设的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对法治建设的评价，不仅要看立法、执法、司法、法学教育等部门所提供的数据，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戚和满意度。本文建立了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和法治效果体系的在内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诊断和考评，既指出近年来在法治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的进步，又指出在问责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简介：推动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深入开展法学范畴研究、协同推进法理研究、并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有效对接,是实现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文以追忆1988年＂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为铺垫,论述了在中国法学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分析了大力推进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客观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方法上的可能性,探讨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路径和方法。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起来,其要义就是把＂权利本位＂与＂法理中心＂并轨,构建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

简介：长期以来,中国法律法规名称英译版本缺少统一规范,英文译名混乱的状况常给来自法律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带来诸多疑惑,特别是给外国读者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目前,中国具有较高效力层级的现行法律法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名称英译版本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英译名称冗长且极具中国特色;名称格式词后的介词使用混乱;＂Law＂的前置定语表述形式多样。文章尝试以法律法规名称的英译文本存在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归类,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与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法规名称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引用英文名称时参考权威机构编译的版本;尽量简化译文名称的长度和结构;制定不同格式词的一致结构标准;尽量统一＂Law＂的表述形式。

简介：黄宗智的《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在第一卷清代法律实践探索、第二卷清代与民国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毛泽东时代法律实践纳入研究范畴,展开了对百余年来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系统研究。本卷从法律纠纷的解决体系出发,对社区调解、法庭调解、集权简约治理模式、当代法庭调解中的取证模式、民事判决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充分考据相关的法史资料,作者探察了传统法律在实践运作中的具体情况,以及它们和西方移植法律在实践中共存、拉锯和融合的过程,展开了对中国法律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探索。

简介：4月16日至18日,中国驻法使馆经商处走访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大区,默了解当乸济錄形势,特别是布列塔尼企业韵今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情况。使馆代表团与布列塔尼当地政府及企业进行了深度交流,就进口博览会的特点、影响、优势及招商情况进行了介绍,同时听取并回应了当地企业代表的提问,不少法国企业表达了明确的参展意愿。中国驻法使馆经商处王宏前一秘受高元元公参委托,率领此次代表团走访了布列塔尼大区4个主要省份的7个重点城市。

简介：杨鸿烈先生是著名的法史学家,其《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被誉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法学界有着崇高的地位,向来为学者所称颂.自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影响深远.①然而,纵观《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诸多版本,里面均有一例不大不小的史实错误,非常明显,却鲜为人道.

简介：11月1O日、11日,“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常设亚太保险法国际论坛”在厦门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主办,厦门大学法学院承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任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委务会议成员、政治部主任、省法学会党组成员邓佳文,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欧岩峰分别在会上致辞。大会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任自力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简介：浪费是超出必要限度的个人消费,易导致有限社会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非可持续性发展,也与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当前我国缺乏针对浪费问题的具体立法,但是,古代的反浪费制度和节俭美德为我国反浪费法制定提供了文化和学理基础。同时,域外浪费人保佐、浪费人信托等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立法借鉴。当前,为发展循环经济,制定反浪费法势在必行,要对国有资产、食品、能源、公共资源甚至个人生活消费中的浪费问题进行构架设计。

简介：本轮司法改革中,以法官惩戒为核心的司法责任制被定位为“牛鼻子”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法官惩戒事由在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了“散”、“偏”、“泛”、“乱”四大问题,不利于发挥惩戒事由引导、警示、惩罚和保护法官的应有制度价值。对此,本文建议将惩戒事由制定权限定于宪法、法律和最高法院三个层级,建立以不当行为为核心的惩戒事由体系,减少兜底性惩戒事由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