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先刑后民"是指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相竞合或存在内在联系时,应当先进行刑事诉讼再进行民事诉讼的原则.是否应当适用该原则取决于刑事诉讼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是否可能影响民事诉讼对要件事实的认定,从而影响到民事诉讼对民事责任的确定,但在刑事诉讼可能过分拖延的情况下,则应当排除该原则的适用.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的程序是非常复杂的,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

简介：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判断，道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立足于交通秩序的整体状态，而刑事司法部门则重点立足于因果关系，这两种判断标准的不同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因而应将交通肇事行为的责任判断标准统一起来，采用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判断标准。

简介：中国尚未建立科学的婚姻判断标准体系，判断婚姻的主要标准，就是单一的婚姻效力判断标准。不论是什麽形态的婚姻，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容易造成对不同婚姻形态的误判。因此，应当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

简介：在现代法治国，随着司法审查渐次深入，不受司法规制的行政裁量行为已经很难被找到。如果说修订前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目、第（四）项分别规定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作为判决撤销、变更的适用条件，还只是隐含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

简介：在司法责任制、错案追究、国家赔偿等因素的影响下，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逮捕证明标准的把握仍然以“诉得出、判得了”为潜在准绳，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证明标准并无操作规则意义。鉴于逮捕涉及公民重大宪法性权利，我国逮捕条件中对事实要件的较高证明标准不易改变。合理借鉴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规则，按照逮捕的三要件将待证事实分为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构建分层次的逮捕证明标准：事实要件作为前提，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标准：刑罚要件作为基础，达到“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社会危险性要件作为核心，达到内心确认的“有很大可能”、“优势证据”的标准．使逮捕措施回归到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维护刑事程序法秩序的本质定位。

简介：死刑是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即人格权、生命权的法律制度。生命权是人的一切权利之本，人的所有其他权利都是依附于生命而存在。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否认当前死刑在中国得到保留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死刑的问题上无所作为。遵循人道原则，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以实现死刑在立法上的实质性削减、技术性削减和实际执行上的削减，将是可以作为的空间。

简介：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实践呈现出过分信任调解的浓烈理想主义色彩,对调解协议效力的普遍认可及对当事人挑战调解协议效力的基本抵触导致司法审查的结果过分地偏离实质正义。因而,对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已普遍遵循的所谓＂司法不变更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证伪是克服当前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形式化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法院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以确立具体判断标准,从理论上阐释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中的自愿性判断标准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审查指引。

简介：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以形式与实质相结合为标准。抢劫罪既遂的标准是形式上齐备构成要件,实质上对公私财产权益造成了实质的侵害,这一标准对于抢劫罪普通犯和加重犯(包括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都是适用的。加重犯本身无所谓既遂未遂,加重犯的既未遂实质就是所依附的基本犯罪的既未遂。

简介：随着“吴英案”最高院核准结果的出台和浙江省高院再一次终审结果的落锤，民间融资活动似乎看到了一丝“合法化”的曙光。但是，正常的民间融资活动与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界限到底在哪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当前的市场金融活动中，由于民营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遭遇资金短缺的瓶颈制约，视国家严禁民间资本随意融通的禁令于不顾，以致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踩线犯规而锒铛入罪，依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对此，有必要对现有的金融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国家本位”行政管理模式向“市场本位”的自主管理模式转变。加强非刑法手段的规制，明确集资行为的出罪标准加强行政立法对民间集资行为的规制。加强民事立法对于集资行为的规制。通过立法严格设定刑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和“集资诈骗罪”的入罪标准。

简介：当代的国际竞争是高新技术的竞争,而技术标准化对于一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在技术标准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反垄断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实践中,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与各国的反垄断法对之形成了二元规制模式。我国应该尽快建立技术标准发展战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技术标准化中的反垄断问题。

简介：理清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全面审查等问题，是正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前提。两大法系代表国家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形成多来自司法实践，并且具有过程性和类型化的特点。借鉴域外经验，以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审查标准的构建为路径，明晰基本概念的内涵，注重标准内部的逻辑自洽，对于增强行政审判的可操作性，倒逼行政程序法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简介：对于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定，统一了逮捕的使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并且赋予逮捕这一人身羁押程序以严格的法律审查制度，充分发挥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但是，对于逮捕的证明标准问题，特别是逮捕使用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问题，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司法人员不同的主观法律意识影响，一直无法统一适用，这一现象对刑诉法公平价值的有效实现造成了强有力的阻碍。

简介：<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局(委员会)、财政厅(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林业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

简介：【裁判要旨】在有数天提押未送还监室的线索印证被告人的刑讯逼供辩解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具未刑讯逼供的书面说明，但不出庭作证，且不能提供该时间段内的同步录像，结合审前供述前后矛盾、同案犯审前供述相互矛盾的情况，可判断侦查人员出具未刑讯逼供的书面说明不具有证据能力。对证据的关联性应根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无关联性则无证明力。

简介：<正>1998年4月,我参加了由朱苏力教授主持的"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及其运作"课题的一次调查,地点在湖北省Y城(县级市)人民法院。我们获取材料的基本方法是访谈法官、旁听案件、查阅案卷。我选取了Y城人民法院的两起调解案件作为分析标本,

简介：2018年8月16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宣判了淘宝诉美景公司利用技术手段非法共享零售电商数据产品案,成为我国首起确认网络运营者对数据产品享有财产性权利的案例。本案首次明确了数据产品和用户信息、原始数据之间的界分,肯定了数据产品作为劳动成果应具有独立的财产性权益,对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给予企业充分的数据权益保护。当前,数据产品已享有事实上的财产权地位,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需要和数据驱动型经济的发展趋势,法律应承认数据产品的财产权地位。企业在数据产品的生成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和劳动,基于劳动值得理论应当享有财产权利。

简介：司法产品并不必然就是公共物品,司法服务也非必须由政府提供。历史上,政府司法首先是作为统治者的创收手段发展起来的,而非公共服务。市场或社区自身也能够提供非政府的纠纷解决机制。政府司法并不天然优于非政府司法。对于大量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案件,非政府司法能够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当事人的选择自由和竞争机制是非政府司法有效运作的关键。这一机制适用于公共法院,也就是当事人合意选择公共法官制度。后者可能对我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具有特殊的政策意义。

简介：国家鼓励合资企业出口产品，为国家创汇。相对于极大多数的国营、集体、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享有一个很大的优惠，即产品的进出口权。而不少国内企业与外商合资就是冲这一条优惠政策。中国实行的是外贸代理制．除少数企业外，绝大部分的国营、集体企业要想出口产品，就必须通过享有出口权的外贸部门，而外贸部门就要和企业分享出口产品的一部分利润。如果不依靠外贸，想凭自己的能力到国际市场上练练拳脚，准许出境的若干批文、公章就使想干一番事业的厂长、经理们望而却步了。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就瞄准了合资这条捷径，以便借“合资”走向海外。于是在很多的合营合同中，就出现了70％、80％，甚至90％以上的产品返销规定。而外商看到产品返

简介：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优势渐逝，遭遇壁垒狙击不断。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加剧，主要发达成员方加大对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和支持力度，中国入世承诺和自身农业政策支持的薄弱，使得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我国愿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构建较为现实的农业政策；立足国情，构建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善用谈判策略，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维护利益。

简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规定，司法机关查明犯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然法律有此明确的规定，但在刑事诉讼理论中，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仍然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