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构建皮肤软组织扩张器（以下简称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风险的临床预测模型并验证其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纳入符合入选标准的2009年1月—2018年12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行皮肤软组织扩张术患者2 934例，其中男1 867例、女1 067例，中位年龄18岁，行皮肤软组织扩张术3 053例次，置入扩张器4 266个。以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民族、入院方式、手术指征、患病时间，有无吸烟史、饮酒史、输血史、基础疾病史、因过敏无法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单次置入扩张器数量、扩张器额定容积、扩张器首次注水率、扩张器置入部位、麻醉方式、手术时长、有无术后血肿清除为预测变量，以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为结局指标。对数据采用最小绝对值压缩和选择算法（LASSO）回归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影响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对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因素行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发生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使用C指数和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评价模型的区分度和准确度，采用自助重采样法进行内部验证。结果LASSO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入院方式、手术指征、患病时间、饮酒史、心脏病史、病毒性肝炎史、高血压史、因过敏无法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单次置入扩张器数量、扩张器额定容积、扩张器置入部位、术后血肿清除为影响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回归系数=-0.005、0.170、0.999、0.054、0.510、-0.003、0.395、-0.218、0.029、0.848、-0.116、0.175、0.085、0.202）。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急诊入院、患病时间≤1年、因过敏无法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扩张器额定容积≥200 ml且<400 mL或≥400 mL、扩张器置入部位为躯干或四肢等是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1.37、3.21、2.00、2.47、1.70、1.73、1.67、2.16，95%置信区间=1.04~1.82、1.09~8.34、1.38~2.86、1.29~4.41、1.07~2.73、1.02~2.94、1.09~2.58、1.07~4.10，P<0.05或P<0.01）。评价模型区分度的C指数=0.63（95%置信区间=0.59~0.66），评价模型准确度的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P=0.685。自助重采样法内部验证模型的C指数=0.60。结论男性、急诊入院、患病时间≤1年、因过敏无法使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扩张器额定容积≥200 mL、扩张器置入部位为躯干或四肢是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这些因素构建的扩张器置入部位感染风险的临床预测模型构建成功，并具有一定的预测效能。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增强MRI对脱出和游离型腰椎间盘突出症转归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保守治疗64例脱出和游离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资料，男38例，女26例；年龄（35.72±12.44）岁（范围22~64岁）；脱出型43例，游离型21例。所有患者均首选保守治疗，如治疗过程中出现手术指征，则行经皮内镜下髓核摘除术或单纯椎板开窗髓核摘除术。初次和末次检查时均行增强MRI，同时测量并计算突出物的体积、环边最大厚度（thickness of rim enhancement，Tr）、环边增强范围（extent of rim enhancement，Er），根据突出物周围环形增强高信号区域的大小分为Ⅰ~Ⅲ型；比较初次检查时环形增强高信号区分型与突出物吸收率的关系，以及Tr、Er值与突出物吸收率的相关性。结果64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2~34个月。其中42例完成保守治疗，22例行手术治疗。按照环形增强高信号区分型，Ⅰ型保守治疗23例，手术治疗3例；Ⅱ型保守治疗16例，手术治疗7例；Ⅲ型保守治疗3例，手术治疗12例。42例保守治疗患者中，治疗前突出物体积为（2 645.67±690.86） mm3，治疗后突出物体积为（842.76±573.35） mm3，治疗前后的突出物体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897，P<0.001）；Tr为（1.38±0.83） mm，Er为73.08%±34.39%。突出物的吸收率为65.10%±24.50%，其中39例（92.86%，39/42）达到了突出物重吸收现象的标准（吸收率≥30%）；Ⅰ型23例，吸收率为76.54%±18.62%；Ⅱ型16例，吸收率为56.81%±21.44%；Ⅲ型3例，吸收率为21.58%±12.19%。3型吸收率经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差异有计学意义（F=12.885，P<0.001）；Ⅰ、Ⅱ型共32例（82.05%，32/39）发生明显重吸收（吸收率≥50%），而Ⅲ型无一例发生明显重吸收，与Ⅰ、Ⅱ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Tr与吸收率呈正相关（r=0.569，P<0.001）；Er与吸收率呈正相关（r=0.677，P<0.001）。结论增强MRI中环形增强信号区分型对突出物的转归有较好的预测价值，Ⅰ型较容易发生重吸收、多可保守治疗，Ⅱ型次之，Ⅲ型不易发生重吸收、多需手术治疗，且突出物环边最大厚度越大、增强范围越大，越容易发生重吸收现象。

简介：摘要目的基于XGBoost模型探讨影响Stanford B型急性主动脉夹层(AAD)患者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2年2月—2019年6月于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院住院诊断的Stanford B型AAD患者226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126例，女性100例，平均年龄为(61.24±4.25)岁；根据患者出院时结局分为存活组(n＝129)和死亡组(n＝97)，其中自动放弃治疗并离院者视为死亡组，若在研究期间患者多次入住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院，仅选取首次诊断为Stanford B型AAD的临床数据进行研究。收集受试对象的临床资料、血液学指标等，使用XGBoost模型预测Stanford B型AAD患者术后死亡的快速诊断，并与传统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结果XGBoost模型中，按照重要度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排序，排名前6位的分别是：高血压、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计数(WBC)、D-二聚体、心率，其中高血压和NLR对Stanford B型AAD患者术后死亡的影响最大。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对这2个模型预测效能进行比较发现，在训练集中，XGBoost模型的预测效能显著强于Logistic回归模型，而在验证集中，两者效能相当。2种方法构建的预测模型中最终都纳入了高血压、NLR、CRP、WBC、D-二聚体、心率、收缩压、舒张压、手术治疗等自变量。结论XGBoost模型可用于对Stanford B型AAD患者术后死亡的预测分析，其诊断性能在训练集中优于Logistic回归模型，在验证集中与后者相当。高血压和NLR是预测Stanford B型AAD患者术后死亡最重要的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评价肺超声评分(LUSS)预测PACU患者气管拔管后新发低氧血症的准确性。方法择期腹部手术患者333例，性别不限，年龄18~89岁，ASA分级Ⅰ~Ⅲ级，分别于术前(T0)和入PACU (T1)时行肺超声检查(LUS)，评分记为LUSS0和LUSS1。于气管拔管后20 min(T2)时行动脉血气分析，PaO2/FiO2<300 mmHg为低氧血症组，PaO2/FiO2≥300 mmHg为非低氧血症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评估LUSS预测PACU患者气管拔管后新发低氧血症的准确性。结果PACU患者气管拔管后新发低氧血症发生率为9.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USS1和BMI是PACU患者气管拔管后新发低氧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LUSS1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73(P<0.01，95% CI 0.812~0.935)。LUSS1<7分的患者气管拔管后新发低氧血症风险低(LR-＝0.15，95%CI 0.05~0.45)，LUSS1>10分的患者气管拔管后新发低氧血症风险高(LR+＝17.25，95%CI 7.35~40.51)。结论LUSS可有效预测PACU患者气管拔管后低氧血症的发生。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多参数MRI影像组学信号模型预测直肠癌(rectal cancer，RC) KRAS基因突变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深圳市人民医院2019年4月至2020年12月104例经病理证实且行术前MRI检查的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提取RC的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特征。采用t检验、χ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临床病理特征和影像组学特征与KRAS基因突变的相关性，将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纳入LASSO回归模型进行特征选择和建立影像组学信号。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价影像组学信号对KRAS基因突变的预测效能。结果临床病理资料在有无KRAS基因突变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321个影像组学特征中，单因素分析表明16个影像组学特征与KRAS基因突变有相关性。LASSO回归筛选出7个影像组学特征构建影像组学信号，在验证集和预测集中预测KRAS基因突变的AUC值分别为0.81 (0.70～0.92)和0.77 (0.63～0.91，P=0.60)，其中ADC特征中一阶偏度的压缩系数最大为3.36。结论MRI影像组学特征可以作为预测KRAS基因突变的生物学标记，其中ADC特征中偏度的预测效能最好。

简介：摘要目的基于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WGCNA)从分子水平寻找影响直肠癌放化疗抵抗的枢纽基因。方法于基因表达数据库获得接受放化疗患者的全基因组表达数据GSE119409，分别构建放化疗病理完全缓解组与未获得病理完全缓解组的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利用NetRep保守性评估方法综合分析网络模块各个节点基因连接度、基因显著性与网络位置属性，确定与直肠癌放化疗抵抗性密切相关的枢纽基因。结果通过WGCNA方法共获得5个(black、blue、green、yellow、purple)与放化疗抵抗性密切相关的网络模块，筛选出5个(SLC22A14、SIDT2、CABP4、EPHB6、RAB11B)与直肠癌放化疗抵抗性相关的枢纽基因。结论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方法共筛选出与直肠癌放化疗抵抗性相关的5个基因共表达网络模块及相应的5个枢纽基因，为寻找术前放化疗抵抗性评估分子标志物及潜在的治疗靶点提供了线索。

简介：摘要目的基于矢状位影像学参数和临床特征构建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的LASSO-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20年8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经颈后路复位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的94例颅底凹陷患者的临床资料。基于患者的年龄、体重、手术前后疼痛数值评价量表(NRS)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及矢状位影像学相关参数，采用LASSO-logistic回归法筛选出鲁棒性最好的变量并构建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的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根据曲线下面积(AUC)判断该预测模型的效能。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次重复抽样进行内部验证。结果LASSO-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共9个因素纳入预测模型，分别为：年龄、体重、术前NRS评分、术前NDI、术前头颈屈曲角(HNFA)、术后斜坡枢椎角(pCXA)、术后斜坡斜坡角(pCS)、术后延髓脊髓角(pCMA)及术后Boogaard角(pBoA)。通过绘制ROC曲线，发现该预测模型的AUC为0.893，灵敏度为79.4%，特异度为84.6%，阳性似然比为5.162，阴性似然比为0.243。内部验证的结果显示，AUC为0.885，灵敏度为81.3%，特异度为82.6%，阳性似然比为5.153，阴性似然比为0.237。结论基于年龄、体重、术前NRS评分、术前NDI、术前HNFA、pCXA、pCS、pCMA及pBoA构建的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LASSO-logistic预测模型拟合性较好。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自发性脑出血(sICH)患者出血后早期血肿扩大(HE)的危险因素，构建预测sICH后早期HE的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并评估其预测效能。方法选择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射科自2014年4月至2020年9月行CT平扫的sICH患者339例，根据是否发生HE将患者分成HE组和非HE组(HE定义为24 h内复查CT图像中血肿体积较首次CT平扫图像中增加>33%或6 mL)。比较非HE组和HE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HE发生的危险因素。提取患者首次CT平扫图像中脑血肿兴趣区的影像组学特征，采用LASSO回归模型和10折交叉验证法筛选最优影像组学特征并计算影像组学评分(R-score)，利用HE发生的危险因素、R-score分别构建临床模型、R-score和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模型对HE的预测效能，将最佳模型可视化为列线图并绘制校准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预测的准确性。结果与非HE组比较，HE组患者中发病至首次CT检查时间较短、糖尿病者所占比例较高、血小板计数较低、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较低、首次CT图像中血肿体积较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首次CT图像中血肿体积(OR=1.015，95%CI：1.000~1.030，P=0.046)、GCS评分(OR=0.914，95%CI：0.839~0.995，P=0.039)、发病至首次CT检查时间(OR=0.855，95%CI：0.741~0.987，P=0.032)和糖尿病(OR=0.522，95%CI：0.311~0.875，P=0.014)是发生HE的独立危险因素。LASSO回归模型和10折交叉验证法最终筛选出20个最优影像组学特征。临床模型、R-score和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预测HE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50、0.860和0.870。校准曲线显示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对早期HE的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能够有效地预测早期HE且具有良好校准度，有助于临床个体化评估sICH患者发生早期HE的风险。

简介：摘要目的基于矢状位影像学参数和临床特征构建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的LASSO-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并对其进行验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20年8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神经外科采用经颈后路复位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的94例颅底凹陷患者的临床资料。基于患者的年龄、体重、手术前后疼痛数值评价量表(NRS)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及矢状位影像学相关参数，采用LASSO-logistic回归法筛选出鲁棒性最好的变量并构建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的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根据曲线下面积(AUC)判断该预测模型的效能。采用Bootstrap法进行500次重复抽样进行内部验证。结果LASSO-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共9个因素纳入预测模型，分别为：年龄、体重、术前NRS评分、术前NDI、术前头颈屈曲角(HNFA)、术后斜坡枢椎角(pCXA)、术后斜坡斜坡角(pCS)、术后延髓脊髓角(pCMA)及术后Boogaard角(pBoA)。通过绘制ROC曲线，发现该预测模型的AUC为0.893，灵敏度为79.4%，特异度为84.6%，阳性似然比为5.162，阴性似然比为0.243。内部验证的结果显示，AUC为0.885，灵敏度为81.3%，特异度为82.6%，阳性似然比为5.153，阴性似然比为0.237。结论基于年龄、体重、术前NRS评分、术前NDI、术前HNFA、pCXA、pCS、pCMA及pBoA构建的颅底凹陷患者复位术后生命质量LASSO-logistic预测模型拟合性较好。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分界时间，构建预测早期复发的列线图模型。方法选取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射频消融治疗后复发的HCC患者119例，根据患者的复发后生存期(PRS)，采用最小P值法确定早期和晚期复发的最佳界值。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早期复发的临床及影像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结果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界值是射频消融后12个月(P＝0.005)。据此将患者分为早期复发组(47例)和晚期复发组(72例)。早期复发组患者的下四分位PRS(Q1-PRS)和下四分位总生存期(Q1-OS)分别为11.1和19.1个月，均短于晚期复发组(分别为31.6和81.0个月，P值分别为0.005和<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甲胎蛋白(OR＝8.459，95%CI为2.231～32.073)、白蛋白(OR＝0.251，95%CI为0.047～1.339)、病灶数量(OR＝3.842，95%CI为1.424～10.365)和瘤周强化(OR＝8.05，95%CI为1.23～52.80)是早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纳入构建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39，灵敏度为68.1%，特异度为93.1%。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曲线接近理想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4)。结论射频消融后12个月是HCC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分界时间。结合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预测HCC射频消融后的早期复发，并可为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或随访策略提供指导。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251例急性脑梗死行机械取栓术患者临床资料，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基于独立危险因素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验证模型的预测性及准确度。结果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年龄(OR＝1.303，95% CI：1.184～1.433)、梗死至血管再通时间(OR＝4.306，95% CI：2.497～7.425)、术前NIHSS评分(OR＝7.584，95% CI：2.221～25.900)、术前CT低密度病灶(OR＝7.954，95% CI：1.176～53.792)为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上述4项独立危险因素建立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Bootstrap内部验证法证明模型预测精准度良好，ROC曲线分析计算ACU值＝0.966。结论机械取栓术后颅内出血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精确度及区分度，预测能力良好，可以提高对于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诊断效能。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在过敏性鼻炎(AR)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SLIT)效果预测中的价值。方法对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东莞康华医院200例接受SLIT的AR患者治疗前症状及治疗后6个月症状进行评分，根据症状总评分的改善情况进行疗效评价；分析疗效与治疗前外周血EOS计数及外周血EOS百分比的相关性，并对这两个指标在预测SLIT疗效中的价值进行评估。结果200例接受SLIT的AR患者，坚持完成6个月疗程的患者178例，其中有效126例，无效52例，有效率70.8%；治疗前外周血EOS计数及外周血EOS百分比与SLIT的疗效有微弱的相关性(r＝0.168，P＝0.048；r＝0.250，P＝0.001)；根据外周血EOS计数及百分比与SLIT疗效的关系制作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外周血EOS计数曲线下面积为0.380，外周血EOS百分比为0.355，均<0.5，无诊断价值。结论治疗前外周血EOS计数及外周血EOS百分比与SLIT疗效无明显的相关性，对SLIT的疗效预测价值有限。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尿肾损伤标志物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protein，NGAL）和肾损伤分子1（kidney injury molecule-1，KIM-1）对新生儿重度窒息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早期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生后6 h内入住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的重度窒息新生儿进行前瞻性研究。观察患儿入院当时、生后24 h、48 h和1周尿肾损伤标志物NGAL和KIM-1水平的动态变化，并依据是否发生AKI分为AKI组和非AKI组。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患儿不同时间NGAL和KIM-1预测AKI的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共纳入重度窒息新生儿51例，其中AKI组9例，非AKI组42例，AKI发生率17.6%。AKI组和非AKI组入院时尿NGAL水平分别为（115.6±75.5）ng/ml和（49.8±29.0）ng/ml，生后24 h分别为（90.7±35.6）ng/ml和（55.6±30.7）ng/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生后48 h和生后1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KI组和非AKI组生后24 h尿KIM-1水平分别为（808.3±555.3）pg/ml和（318.4±234.0）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时、生后48 h和生后1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窒息新生儿入院时、生后24 h、生后48 h和生后1周尿NGAL预测AKI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04（95％CI 0.573~1.000）、0.792（95％CI 0.580~1.000）、0.732（95％CI 0.517~0.947）和0.551（95％CI 0.371~0.730），尿KIM-1预测AKI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60（95％CI 0.676~1.000）、0.824（95％CI 0.655~0.993）、0.768（95％CI 0.622~0.914）和0.622（95％CI 0.392~0.852）。结论重度窒息新生儿入院时、生后24 h和生后48 h尿肾损伤标志物NGAL和KIM-1可较好地预测新生儿窒息后AKI的发生。

简介：摘要目的建立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的251例急性脑梗死行机械取栓术患者临床资料，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基于独立危险因素的列线图预测模型，验证模型的预测性及准确度。结果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年龄(OR＝1.303，95% CI：1.184～1.433)、梗死至血管再通时间(OR＝4.306，95% CI：2.497～7.425)、术前NIHSS评分(OR＝7.584，95% CI：2.221～25.900)、术前CT低密度病灶(OR＝7.954，95% CI：1.176～53.792)为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上述4项独立危险因素建立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Bootstrap内部验证法证明模型预测精准度良好，ROC曲线分析计算ACU值＝0.966。结论机械取栓术后颅内出血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精确度及区分度，预测能力良好，可以提高对于急性脑梗死患者机械取栓后颅内出血诊断效能。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血浆大内皮素-1（ET-1）与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的心脏性猝死（SCD）、心衰再住院及全因死亡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5年1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并符合入选标准的心衰患者220例。按照基线血浆大ET-1水平三分位点分为3组：第1组（T1，<0.4 pmol/L，n=73）、第2组（T2，0.4~0.8 pmol/L，n=73）和第3组（T3，>0.8 pmol/L，n=74）。主要研究终点是SCD或室性心律失常（VA）。次要研究终点是心衰再住院，以及全因死亡和心脏移植联合终点。结果随访（25.1±14.3）个月，34例患者（34/220，15.5%）发生SCD或VA，98例患者（98/220，44.6%）发生心衰再住院，98例患者（98/220，44.6%）发生全因死亡84例（84/220，38.2%）或心脏移植14例（14/220，6.4%）。多因素Cox分析结果显示，以T1作为参照组，T2和T3水平的血浆大ET-1是SCD/VA（HR=3.207，95%CI 1.115~9.233，P=0.031，T2对T1；HR=3.598，95%CI 1.146~11.300，P=0.028，T3对T1）、心衰再住院（HR=1.707，95%CI 1.001~2.912，P=0.049，T2对T1；HR=2.666，95%CI 1.507~4.715，P=0.001，T3对T1）以及全因死亡和心脏移植联合终点（HR=1.964，95%CI 1.021~3.780，P=0.043，T2对T1；HR=3.853，95%CI 2.007~7.398，P<0.001，T3对T1）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血浆大ET-1水平对于SCD、心衰再住院及全因死亡均有较好的预测价值。血浆大ET-1可作为心衰患者SCD风险及心衰预后的危险分层因子。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即时血流测量(TTFM)波形经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处理后评价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后旁路移植血管通畅率的可行性及预测价值。方法对2015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114例在北京朝阳医院行CABG的患者术中记录的TTFM波形进行FFT处理，获取相关参数。按照旁路移植血管不同分为左乳内动脉组(LIMA组，113支)和大隐静脉组(SVG组，207支)。术后随访CTCA，评价处理后参数对旁路移植血管病变的预测价值。结果全组术中共移植旁路血管320支，总通畅率80.3%(257/320)。LIMA组术后通畅率89.4%(101/113)，SVG组术后通畅率75.4%(156/207)。经FFT转化后，全组病变与非病变旁路移植血管的主波幅度值(H0)、第1谐波幅度值(H1)、第1谐波频率(P1)和H0/H1，LIMA组的H1、P1，SVG组的H0、H1和P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组H0降低(OR＝0.92，95%CI：0.90～0.95)和P1升高(OR＝2.26，95%CI：1.64～3.10)使旁路移植血管病变风险增加。LIMA组中，H1升高(OR＝3.57，95%CI：1.79～7.12)和P1升高(OR＝1.53，95%CI：1.01～2.33)使旁路移植血管病变风险增加。SVG组中，H0降低(OR＝0.83，95%CI：0.77～0.89)、H1降低(OR＝0.05，95%CI：0.02～0.14)和P1升高(OR＝9.53，95%CI：3.04～29.86)使旁路移植血管病变风险增加。ROC曲线显示全部旁路移植血管组中H0和P1具有中等程度的预测准确性；LIMA组中H1、H0/H1具有中等程度预测准确性；SVG组中H0、H1具有较高程度预测准确性，P1具有中等程度预测准确性。结论TTFM波形经FFT处理后的获得参数对CABG术后旁路移植血管通畅率具有预测价值。

简介：摘要目的探究甲胎蛋白及增强MRI影像特征对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MVI)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行肝切除术的206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79例，女性27例，平均年龄58.7岁。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和MRI影像资料，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肝细胞癌MVI影响因素，并绘制列线图。结果术后病理MVI阴性120例，阳性86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甲胎蛋白>400 μg/L(OR＝3.318，95%CI：1.243～8.855，P＝0.017)、瘤内动脉和低信号环征象(TTPVI)(OR＝13.111，95%CI：6.797～28.119，P<0.001)、弥散加权成像/T2加权成像(DWI/T2WI)不匹配(OR＝17.233，95%CI：4.731～44.490，P<0.001)、环形强化(OR＝5.665，95%CI：2.579～18.152，P＝0.013)的肝细胞癌患者MVI风险增加。依据上述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可直观显示肝细胞癌MVI风险。结论甲胎蛋白>400 μg/L、TTPVI、DWI/T2WI不匹配、环形强化是肝细胞癌患者MVI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据多因素分析建立的MVI预测模型有助于临床医生为肝细胞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广西人群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发病风险预测特征和危险因子分布情况。方法连续纳入2020年1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参加体检3 066名研究对象，进行体格检查、问卷调查、血清学检测，应用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China-PAR)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估，计算10年和终身ASCVD发病风险。结果相比女性人群，男性的体质指数、腰围、吸烟率、血压、糖尿病患病率和血脂水平均明显升高(均为P<0.05)。男性的10年(2.8%±3.9%比1.3%±2.5%)和终身(16.3%±8.0%比9.7%±5.1%)ASCVD发病风险均明显高于女性(均为P<0.05)。在各年龄段比较中，除65～74岁年龄段的终身ASCVD风险男女无差异(P>0.05)，其余各年龄段男性的10年和终身ASCVD风险均高于女性(均为P<0.05)。结论血脂水平偏高和男性人群超重、吸烟以及血压水平偏高是广西人群ASCVD发病风险升高的重要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分界时间，构建预测早期复发的列线图模型。方法选取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射频消融治疗后复发的HCC患者119例，根据患者的复发后生存期(PRS)，采用最小P值法确定早期和晚期复发的最佳界值。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早期复发的临床及影像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结果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界值是射频消融后12个月(P＝0.005)。据此将患者分为早期复发组(47例)和晚期复发组(72例)。早期复发组患者的下四分位PRS(Q1-PRS)和下四分位总生存期(Q1-OS)分别为11.1和19.1个月，均短于晚期复发组(分别为31.6和81.0个月，P值分别为0.005和<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的甲胎蛋白(OR＝8.459，95%CI为2.231～32.073)、白蛋白(OR＝0.251，95%CI为0.047～1.339)、病灶数量(OR＝3.842，95%CI为1.424～10.365)和瘤周强化(OR＝8.05，95%CI为1.23～52.80)是早期复发的独立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纳入构建HCC射频消融后早期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其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39，灵敏度为68.1%，特异度为93.1%。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曲线接近理想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显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4)。结论射频消融后12个月是HCC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最佳分界时间。结合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预测HCC射频消融后的早期复发，并可为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或随访策略提供指导。

简介：摘要尽管血管内治疗提高了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的再通率，但仍有约半数患者90 d时功能转归不良，称为"无效再通"。文章对急性前循环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后无效再通的预测因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以期对今后的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