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证据规则往往会被“潜规则”化，这尤其体现在鉴定意见的获取、质证和审查判断的过程中。对刑事证据“潜规则”内涵的界定应采纳“广义说”。立法存在空白和模糊之处、刑事诉讼构造存在缺陷、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合法伤害权”的存在等原因导致刑事证据“潜规则”大量存在。消除刑事证据“潜规则”的对策包括确立以人权保障为重心的刑事司法理念、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健全法律制度和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

简介：通过提高金融包容促进人类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未来金融法改革，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管实践应充分考虑金融包容。从银行法改革来看，提高金融包容应与维护银行体系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共同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作为法定的权利，公众获得生命线性的银行服务，可以通过银行社会责任的法定化来实现，并通过私法和公法强制实施。从激励相容和成本效益监管原则出发，对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实施差异化监管。

简介：<正>所谓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又称因果历程偏离,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发展情况的主观认识与实际的因果进程不相符合。—般认为与之相关的案例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狭义的因果关系认识错误:A想要杀死B,将B从高桥上推下,A原本想使B在河水中溺死,不料B在坠桥的过程中撞上了桥墩,导致脑部受伤死亡(以下

简介：在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语境下,几乎没有'违法性'的犯罪论体系的位置,我国的'刑事违法性'只是在比较抽象且空泛的犯罪概念范畴提及。在刑法理论界,最近出现了将违法性植入犯罪论体系思潮,这一思潮最初是由陈兴良教授等主张我国移植德日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而逐步兴起的。违法性判断问题可以说是最近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个前沿问题。张明楷教授就指出:'在三阶层体系中,虽然区分了第一阶段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与第二阶段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存否的判断,但两

简介：<正>一、绪论(一)问题意识作为一名来自我国台湾的刑法初习者,笔者认为,我国大陆通说的刑法学采用的是苏俄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然而,时至今日,随着我国大陆的刑法面向世界以及与其他国家理论对话的需求增加,德国与日本的刑法解释学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逐渐为我国大陆所重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考察间接正犯这一具有浓厚的德、日刑法学色彩的理论,具有指标性意义。间接正犯(mittelbareT(a|¨)terschaft)的概念是在近30年前引入我国大陆刑法学的,传

简介：通过梳理作为刑法帝王原则的罪刑法定实现的方法论变迁过程,由机械适用法律到法律解释再到法律论证后,结合理论界关于法律概念的类型化以及法律适用归类思维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探讨了罪刑法定的司法实现过程.在此基础之上,立足于我国后法型法治国家的现状,指出了我国罪刑法定实现的路径选择.

简介：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确立间接侵权的概念,而只有一些零星简单的规定。但关于著作权间接侵权的案件却与日俱增,给审判实务带来操作上的困难。通过对现实案件的梳理,研究著作权间接侵权主观过错要件的判断标准,探析网络环境下不同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的特殊认定规则。倚赖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和司法调解的运用,才能真正平衡著作权保护与促进网络等相关技术产业发展,实现司法权威与司法和谐的完美结合。

简介：我国电信法中的互联互通诉权现存的突出问题是行政诉讼问题与合同问题。本文分析了电信法中互联互通的本质、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国际漫游合同的性质、间接代理以及事实契约等观点和理论,在充分阐述国内运营商与行政主管部门、用户与行政主管部门、用户与本网运营商以及用户与国外运营商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后,得出结论;运营商因电信法的互联互通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需分情况界定;用户在国际漫游通话质量出现瑕疵时,可以援引间接代理理论,向国外运营商以及本网运营商行使"选择权",也可以在本网运营商怠为主张债务时,以代位权向国外运营商主张权利。

简介：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简介：ISP（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用户直接侵权是“知道规则”适用的关键.“知道”不仅包括“明知”,还应包括“应知”.我国在广义层面理解“应知”,加之采纳故意/过失的区别否定说,从而认为“知道规则”可为“过失侵权”;但从间接帮助侵权、共同帮助侵权以及不作为侵权角度分析,“知道规则”应仅限于“故意侵权”.“知道规则”作为过失责任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知道规则”不符合“注意义务”的要求;过失的构造也与“知道规则”不相适应.建议采纳狭义的“应知”概念,将“知道规则”限定于“意侵权”.

简介：<正>一、刑法中"动机错误"的提出波恩法院判决中,被告人因精神分裂产生一种幻觉,即男证人（被害人,女证人的现任男友）对女证人（被告人的女友）施加坏的影响。在这种幻觉刺激作用下,按判决书所言,形成了"弄掉被害人"的动机,以"将女证人从被害人坏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换言之,行为人就是在对情境、前提事实认识错误下,形成了错误的动机。由于德国刑法典分别于第211条和212条以是否存在卑劣的动机区分了谋杀和故意杀人。[1]在判决书涉及的案子中,被告错误的认识,一方面导致他犯下罪行,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

简介：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简介：刑讯逼供是困扰世界许多国家刑事司法的顽症,在中国更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警察刑讯逼供深层动因的研究需要宽阔的学科视角。作者结合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简介：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第2款、第4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这里“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一般意义上应当被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专家”②。因此，该条规定也就标志着具有我国特色的专家出庭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正式确立。诚然，专家出庭制度业已创设，但是专家出庭是以何种身份？依照什么程序？享有哪些权利和履行哪些业务？从修改后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司法解释来看，相关制度规定尚付阙如，需要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共同探讨。

简介：食品安全问题关乎民生大计，在我国渐已得到重视。然而，由于立法缺位、监管不力，不少人受到利益驱使，制造了多起食品安全事故。继食品安全问题频频爆发之后，病害宠物流向百姓餐桌这一事实也得以曝光。鉴于此，文章以预防为主，着眼管理，强调控制，首先从界定病害宠物的概念入手，进而探讨可作为宠物饲养的动物可否食用，然后分析宠物不可食用的理论基础并剖析病害宠物被食用的现状及原因，最后对禁绝病害宠物被食用的对策进行探讨及阐述。以期探索到杜绝病害宠物被食用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

简介：人类生存的维护形式，经历了原始社会集体维护，到特殊关系（家族、身份、家庭）内部维护和个体维护，最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面前完全崩溃。在完全的私有制和极端的贪欲下，生存所依赖的相关资源配置发生严重的不平衡，权力、财富、报酬分配过多地向社会强者聚集，社会弱者生存资源单一且微薄，生存与发展问题十分严重。当国家和社会把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义务背负起来，形成生存的社会维护，并使再次分配成为生存的基本资源一部分时，社会立法回应了这一新状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就是在此中产生并得以发展。

简介：<正>循证矫正是发达国家最新流行并经实证认为有效的囚犯矫正模式。其基本寓意在于,通过证据的矫正措施(循证矫正),有效减少囚犯重新违法犯罪的概率。一般认为,该模式兴起的时间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应用该模式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循证矫正被认为是替代新惩罚主义模式的新一代矫正模式,该模式形成的理论标志是马里兰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预防犯罪:哪些管用、哪些不管用,哪些有希望?》。近年来,循证矫正已开始在中国"着陆"。以域外理论为参考坐标,以国内矫正实践、理论创新为干系的试点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推动循证矫正这一已在发

简介：虽然诉侦协作的正当性有受质疑,但其并未混淆公诉与侦查的分权与监督。诉侦协作符合辩证法原理,其正当性既表现为合法性,也表现在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积极践行刑事案件的诉讼与侦查协作关系,有助于消减诉侦环节"各自为营"境况下存在的问题,能更好地保证案件质量,切实提高诉讼效率。新时期,诉侦协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简介：《立法法》颁布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受到了挑战，效率与正义作为两种重的法的价值，以此角度分析劳动教养制度之存废具有重价值。

简介：价格合谋是危害最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和难点。我国《反垄断法》列举典型价格合谋行为并予以严格禁止,主要适用的是本身违法原则。在现行的价格合谋反垄断执法框架下,应进一步完善价格合谋的识别要件,明确引入合理原则,建立综合性惩处机制。